厦门记忆:精神病医院

点击数:921 更新时间:2017-07-30 09:57:12 来源: 厦门生活_逛鹭岛-返回
厦门记忆:精神病医院  

厦门记忆:精神病医院
 摄影袁冬平

父亲说:每次运动来了,病人就增多了。

精神病院,这名字听起来让人不寒而栗,而对我来说这家医院只是名词,我一点也不畏惧,因为父母都在这家医院上班,他们从年轻时一直干到退休。我从小就在这个医院摸爬滚打中长大,我能熟悉地说出病人吃的各种药名、各种治疗方式、以及病情的各类名称:如狂躁型,妄想型,青春型,抑郁型等等。我也见证了医院从简陋的病房到最终医院大楼落成,从民政局转为卫生局,从单一的精神病科到最后综合医院。名称也从精神病防治院改为仙岳医院。

我学龄前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家医院度过,我喜欢这里漫无边际的环境,远离城市的喧嚣,与大自然融为一体,我可以玩城市孩子心惊肉跳的童趣,如:揭瓦掏鸟窝,上山敲松果(树雷),钓鱼,捉蚂蚱,挖地瓜,到田里摸田螺,捉小鱼,还可以近距离识别各种蛇类、鸟类。每个月父母休息天才将我们姐弟带回幽静的鼓浪屿,那时候我就像乡下小孩进城里,会晕车也会晕船。两天后父母再把我们带去医院,把我们反锁在宿舍里,我和弟弟从宿舍窗户栏杆钻了出去,溜到医院后山去捉蚂蚱,医院就在山脚下,山上有一个大坟墓,据说是附近村庄的有钱人家的祖坟,占地面积约一两百平方米,干净又宽阔的水泥墓园成了我们的游乐场所,我喜欢坐在墓盖上方,俯视医院的全景,等到父母快下班了又若无其事地沿山路跑回去,从栏杆钻回宿舍,到了吃饭时间,父母从食堂打饭菜回来吃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,这家医院职工每天早上都在早请示晚汇报,医院紧跟革命形势,进驻军宣部,工宣部,他们组织医务人员和部分病人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,结合一根银针治百病,使用中药给患者治疗,一时间,病房门口摆了一整排的炉子点火烧炭忙于熬中药。不知从哪里获得药方说用死人的头盖骨熬汤可以治愈精神病,院长马上组织几个党员干部,派他们去墓穴里专门掏那些头盖骨。医院后山坟墓很多,要找头盖骨并不难,他们只能选择晚上出发,掘墓人带着手电筒,有的拿锄头,有的拿铁锹,有的拿麻袋准备装头盖骨。据那些回来的人说:每当挖开一个墓穴,他们就集体跪在那里嘴里念念有词:我们是奉某某领导的指示来的,你有怨有仇要都找他去,不要来找我。后来一麻袋的头盖骨有没有给病人熬汤喝就不清楚了。

医院还买来很多三合板,在每片三合板上画了一个个芭蕉扇大小的语录牌,根据描好的样式锯成一块块,填上红颜色画一个红太阳,底下三朵黄灿灿的向日葵,所有职工每天早上都要带这个牌子对着毛主席照片: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!身体健康!晚上集体在礼堂开大会,唱语录歌曲,有时候将某某医生抓起来批斗,挂牌,戴纸帽。我眉头上一块疤痕就是我对着毛主席照片看得太入神,疏忽了前面的台阶而摔倒,保姆阿姨抱起我时,鲜血染红她的衣襟和袖子,我还记得自己拳打脚踢被按在病床上缝合三针。父母一气之下把小保姆解雇了。

我常常陪着母亲值夜班,等到半夜就有点心吃。我拿一条长椅躺在室外看满天星星,母亲忙完工作后就会跟坐在我身边,对着天空教我识别牛郎星,织女星,还有天狗星,太公钓鱼星等等,那时候天空的星星密密麻麻数也数不清,夏天的夜空是藏蓝色的。到了交接班时,每个值夜人员都能分到一大口杯的面条,那份面条被我和弟弟一人一口吃光了,母亲在一旁看着我们吃,一边喝着白开水。

在特殊岗位上工作的父母,难免会受到病人的暴力。父亲的门牙在三十几岁时就被病人打落了,从此镶上假牙;母亲在一次值夜时,被一位病人吓得魂飞魄散,一位病人喊着要喝水,母亲提着水壶过去,一张狰狞的面孔正对着她笑,母亲一连退了好几步,水壶也掉在地上。原来病人将牙膏涂满整张脸,又用黑色鞋油把头发涂得厚厚竖起来,露着一口黄牙,病人为自己恶作剧得逞乐得哈哈大笑。还有一次,我母亲进病房派药,一个病人要抢她的口罩,母亲说:我换个干净的再给你,冷不防一个拳头将我母亲击倒,后来母亲被诊断脑震荡,从此落下偏头痛。

医院常常送来各种类型的精神病人,有男有女,有的开车送来,有的坐在三轮车被五花大绑送来。狂躁型的大喊大叫,有的放声高歌,那张脸因为疯狂而狰狞。抑郁型的沉默不语,这类病人最可怕,常常有自杀倾向,是医务人员最担心的对象。他们发病的病因各式各样:有上山下乡想不通而发疯;有出身问题上不成大学而疯;有谈对象被蹬掉而疯;还有因为丢了一条裤子而疯。病人有的是家族遗传,有的属后天环境刺激,还有一些是装疯,这样的人一般是政治犯,戴着手铐被公安局送过来,通过医院观察几天,真疯假疯一目了然。父亲说:每次运动来了,病人就增多了。医生向家属问完病情后就开始写病历,定病情,下处方,再不镇定马上注射一针,不一会儿,那病人就晕乎乎睡着了。进入病房后,所有的病人都换上统一颜色的条纹服装,衣服上还印着红色编号。医院上班时间到就敲钟,那铜质钟声悠扬且带有回音。如果遇到紧急情况,值班人员会敲乱钟来叫醒职工,这种情况一般是遇到病人有意外或者出了事故。

医院大门边是传达室,也是挂号窗口,负责挂号的人员姓林,我们叫他“老林伯伯”。老林伯伯是台湾高山族人,是解放期初被共产党俘虏的国民党兵,他一条腿被子弹打伤,走路那条腿不能弯曲,垫一脚拖一脚。他的太太比他年轻很多,小麦色的皮肤,瓜子脸,笑的时候一对深深的酒窝,她爱美也爱照相,照了各种各样的照片,我常被她家玻璃板下的靓照吸引住,她在医院食堂工作,经常变花样改膳职工的伙食,他们的子女跟我年龄差不多,都在鼓浪屿上学,只要学校放假我们就结伴一起到医院找父母。那时从轮渡买一毛钱车票可以坐到终点火车站,再从火车站步行到莲坂,经过华侨化工厂,下个坡走田埂,再走一程路,这条路两排树林,中间一条黄土路,尽头是一家水泥管厂,再往前走有一个军营,经过军营后才看到精神病院大门,这一段路程大约需要走一个小时,我们一路说说笑笑却也并不觉得累。

时隔多年后,有几次我到医院办广告业务,医院大楼矗立在显眼之处,后山的大坟墓也不见了,当年那些医务人员多数退休了,新的领导不认识我,我也不认识他。为了做业务我还跟他说明自己是医院职工子弟,他勉强给我做了些业务。我走出办公室,看到小时候种的那棵小桔子已经长成碗口粗大树,只是树上不挂一个果,满树枝叶都在朝我招手微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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